潮汕人移民赣南、闽西之研究

发布者：柜架发布时间： 2024-08-19 02:00:55

本文所称的赣南，地理范围有今天的赣州和吉安两个地级市，闽西主要指龙岩地级市，即从前的汀州地区。潮汕移民进入赣南、闽西，以清初、抗战两个时期较为典型，前者和郑成功部队被清政府招安有关，后者则源起于抗战时期潮汕的大饥荒。1949年后，有支援所谓“三线”建设，一部分潮汕人移民赣南、闽西。移民赣南、闽西的潮汕人处于强势客家族群的包围，有的后来选择回归潮汕，有的被客家族群同化，但也有个别潮汕方言岛保存。

从前韩江联系赣、汀、梅、潮诸州，经济因素使得一些潮汕人进入赣、汀两地做生意，甚至成立潮汕会馆。“韩江是水上交通主动脉，既是粤东和闽西南的交通纽带，也是潮汕和赣南的文化纽带，对推动潮汕文化的演变作用重大。”[1]

广东潮汕航运的开通，在汀州的商业贸易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。汀江是贯穿闽西客家地区的水路大动脉，号称“天下客家第一江”。汀江源于汀州长汀、宁化的崇山峻岭之中，流经长汀、上杭、永定，再入广东境内与梅江汇合成韩江从潮州出海。汀州的食盐从福州经闽江起运，闽江滩流险峻，水路运输十分艰难，加之闽江不能直达汀州，必须中途上岸后，再由人力肩挑长途跋涉，往往当年的食盐要到第二年才能运到汀州。加上奸商操纵，从中盘剥，盐价十分昂贵，汀州百姓怨声载道。宋绍定五年，汀州知州事李华、长汀县令宋慈请求“更运潮盐”，经核准后，汀州的食盐便从潮州水路运来，这样快速缩短了运盐的路线和时间，打击了奸商，降低了盐价，造福于汀州百姓。[2]

可见，早在宋代，汀、赣、潮在经济上慢慢的开始走向一体。而韩江及其支流起到重大作用。“汀州至潮州水路运盐路线的贯通，直接沟通了汀州和广东的商业贸易往来。汀江航运日趋繁荣，每日往来的商船达数百艘之多。汀州城内的济川桥畔形成重要的汀江运输码头。广东来的货物从这里上岸，一部分运往汀州各县，一部分经汀州中转运往赣南，而江西省和汀州各县木材、毛竹、纸等土特产也从这里装船源源不断地运往广东。汀州成了闽、粤、赣三省物资集散的重镇。三省的商人纷纷在汀州设铺开店经商，手工业作坊大量涌现，使汀江边上形成了庞大的水东市。”[3]从这段记载发现，赣南和潮州的经济往来，往往经过以汀州为中心的闽西。

古潮州为粤东、闽西、赣南的土特产集散地，其中尤以竹木土纸居多。清末，清政府在潮州城东门外设有一个征收土特产税的关卡，称为“东关府税厂”，规定韩江上游的土特产，必须先向税卡报关纳税，才运进城运往下游一带营销。因此，东门外的市场更活跃。潮州竹木多来自福建上杭、武平和江西寻邬、瑞金及广东平远、蕉岭、大埔、梅县、丰顺等地，经潮州运销于韩江中、下游一带。是时，潮州竹木市场主要聚集在两个地方。一是潮城之南，一是与潮州城北堤对峙的意溪。当时，在潮州城南门古一带，开办的竹铺就有40多家，被称为竹铺头。土纸主要产自闽西一带的长汀、连城、上杭、永定、龙岩、武平、和平等地，沿韩江水运至潮州，最多时每年达篓纸5 000担、福纸300块以上。其中大部分转销往安南、老挝、柬埔寨、香港、新加坡、槟榔屿和南洋群岛一带。民国元年至十九年（1921—1930），潮州已有篓纸行8家、福纸行10家、纸铺40家，大抵集中在府城靠东侧的东平路、太平路、东门街、开元路、西马路、水平路一带。[4]

笔者不能确定上述从事竹木、土纸的店铺到底有多少家属于客家商人所有，但大批赣南、闽西客家商人在潮州经商是不争事实。也要看到一个事实，潮客的人员流动，以客家商人进入潮汕为主要，毕竟商业活动是以潮州为中心，近代又以汕头为出口港。肯定有一些潮汕商人深入到闽西、赣南地区。闽西会馆出现证明相当数量潮商出现在汀江流域。假如没有大批潮商，会馆设置不太可能。

潮汕人在闽西汀州、峰市等地设立潮州会馆，其中汀州有两座潮州会馆，峰市也有义安会馆。以这些会馆为中心，潮汕人在当地形成势力。有人认为，会馆可以按参加者的身份分为三类。第一类以官吏为主的会馆。它们是同乡的官员、士绅和科举士子居停聚会的场所。第二类是士商共建的会馆。大体上发起创立者以官员居多，出资兴建者以商人为主。这些会馆的控制权往往在官员手中。第三类是由商人建立并控制的会馆。[5]潮汕人在闽西设立的上述三所会馆属于商人建立并控制的会馆。

潮汕人进入闽西的大规模移民潮出现在抗战时期，和1943—1944年的大饥荒有关，以潮阳为例，“民国30年，日军入县城，残酷地烧杀掳掠，百姓被杀害或被迫流离失所，人口骤减。民国32年本县发生百年未遇的干旱，灾荒助长了疫病（霍乱）的蔓延，大批人民饥病交加致死或流落异乡。据民国34年复员后的调查，战争期间全县死亡233 104人，其中受敌祸死者98 724人。至民国35年，全县剩176 993户，811 632人，比日军侵潮前的民国29年减少210 907人。”[6]

“据不完全统计，当年最终到达闽西的潮汕难民大约在10—12万人之间。”[7]20世纪60年代初期，闽西是三年因难时期的重灾区，潮汕地区要好一些，人们都倒流前往寻求生路。1961年2月20日，因交通原因在峰市滞留的有四十多个妇女，都是前往潮汕寻亲的。她们大都不识字，不会讲普通话，所讲的是一半潮汕音、一半闽西音的特殊语言。[8]以下是当年逃难至闽西的部分难民情况表：

约在2018年起，潮汕电视台断续对历史上的失散潮汕人进行系列报道，帮助失散的潮汕人后代寻亲，针对主体是抗战后期进入客区的潮汕儿童。在此引用汕头电视台的一则典型报道的大意：

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日军的侵略以及接踵而至的大饥荒，迫使数以万计的潮汕人离开亲人、离开家乡，流落到兴梅、闽西、赣南各地。基本能确定，当年逃难往赣南的主要是走陆路，往闽西的主要是走水路。当年潮汕难民“走日本”的逃难之路，实际上就是粤东和闽西、赣南之间的传统商贸之路。

魏阿妹老人就是当年的潮汕难民之一。她落户到上杭已有七十多年了。她记得，她是17岁那一年离开澄海上华的。走的时候，魏阿妹是自愿的。此前，她已经眼睁睁看着自己三岁大的妹妹饿死在家里。为了活命，她随人贩子步行到留隍坐船。沿韩江溯流而上，第一站就是丰顺的留隍镇。船只一路上行，来到三河坝，汀江、梅江和梅潭河在这里汇合。逃难至此的潮汕难民也将在这里分道扬镳，或者循梅江前往丰顺、梅县，或者沿汀江继续北上，前往大埔方向。

一直到上世纪五、六十年代，茶阳还是大埔县治的所在。当时，茶阳的码头四周聚集着大批难民，正等待着命运的选择；也就是在当时，福建连城的黄文贵第一次来到大埔，想要从乱世的人口买卖中赚点钱。这是黄文贵做的唯一一次人口买卖。在这里，黄文贵带着他买来的女孩返回福建连城，而魏阿妹也在这里坐船离开了大埔，进入福建永定境内，最后在峰市的码头靠岸。上世纪九十年代，棉花滩水库建成，魏阿妹当年上岸的码头，就被永远淹没在水库下方了。这一个地区曾经是汀江水路上最大的商贸中转站。[10]

进入闽西的潮汕难民的主要迁移路线是：“丰顺留隍—大埔三河坝—大埔茶阳—永定峰市”，由峰市可沿汀江上溯至武平、上杭和长汀，也可由峰市走陆路进入永定县城和连城。

笔者实地调查，也发现历史上潮汕人进入闽西的很多。举例，2017年夏天，笔者在龙岩永定调查，中午随便找一家路边的农村饭店吃饭，店主是一位六十多岁的土生土长的客家人。得知笔者来自饶平县黄冈镇，对方提及，他的母亲来自饶平黄冈，母家在地方俗称“东前宫”。不过，这位客家人只会听、不会讲潮汕话。虽然他的母亲是潮汕人，他本人不具备潮汕人意识。他的母亲早就过世，估计最先是抗日战争期间流入闽西客家地区的儿童。另外，对方提及，从前饶平人流入永定的极多。饶平人口中，有四分之三是潮汕人，四分之一是客家人。饶平的潮语族群和客家族群进入永定是不少的。

如果说潮汕人进入闽西和经济活动有关，进入赣南的潮汕人则和战争引起的土地荒芜、人口减少和饥饿联系。潮汕地区农业环境较为优越，但长期人多地少。导致潮汕移民进入赣南地区的因素，和当地人口少、荒地多有关，原属郑成功集团的潮汕籍军人的移民江西就属这种情况：

“三藩之乱”后，江西人口锐减（有研究表明：顺治年间的战乱及“三藩之乱”中，江西死亡人口超过600万），土地荒废，清廷不得不大规模招垦，并将招垦多少作为地方官吏升迁的标准。而此时粤东、闽西这两个客家聚居区正人多田少，加上清初的禁海政策，粤东、闽西的人口大规模迁入江西赣南山区、赣中及赣西北和赣东北山区开垦。[11]

谢重光研究指出，明中叶后客家人曾倒迁入赣，其中一种形式是，“明郑旧部降清后被安插于兴国、赣县等处屯田。这部分明郑将士，有原本来自闽西、粤东北的，他们追随郑成功抗清，其中有半途叛郑降清的，有追随郑氏入台复于清廷后被遣回原籍或安插他处的，遣往兴国、赣县屯田，是其安插方式之一。”当然，明郑旧部也有不少闽南和潮汕的福佬人，他们到赣南屯田后，有的保持了自己的方言和习俗，赣县和兴国至今尚有若干闽南方言点，有的则与客家人融合，日久被同化为客家了。[12]

葛剑雄研究兴国人口也发现，“明代人口的自发迁入并未改变当地人口稀少的状况。清代前期，兴国县就成为政府组织移民的地方。最初的移民人口是政府安插的投降的郑成功旧部。……抗清失败的郑成功旧部不象其他的明朝军队那样编入，而是遣归农村。除了安置在赣南兴国县的一部分军人外，还有一部分被安置在河南省的西南部地区。”[13]针对赣县情况，“清代的赣县比今天赣县为大，它包括今赣州市郊的6个乡镇。从地形上分析，今天赣州市郊的6乡镇与赣县中部河谷丘陵区的地形相同，因距赣州城近，在明末清初的战乱中，人口大多死亡，因此也成为战后移民之所。”[14]

限于资料，难以确定清代进入赣南的潮汕人有多少。潮汕人进入赣南的第二波移民潮出现在战期间，也是潮汕人进入江西的规模最大移民。因为饥荒，大批难民经过梅州，再进入江西南部。有人又称这股避难潮为“走日本”，和日本侵略有关。“民国32年初，饥民开始大规模向粮产丰足之江西逃亡，先后逃奔江西人数虽无精确统计，估计约在十万人以上，皆系徒步经兴梅、平远进入赣境，抵筠门岭之后，经济情况许可者，可乘民船顺流至赣州、泰和等处。”[15]当年因饥荒外逃至客区的潮汕人及后代很多，不少潮汕人当时到江西客区只有几岁，但笔者不同意电视台经常用“拐卖”指代到达客区的小孩，因为当时是战争环境，不少家人主动将孩子送人，或是低价卖掉，这是不得已的求生做法。在此引用其中一则典型报道的大意：

江西赣州的马坡岭，就是当年潮汕难民“走日本”的一个重要的落脚点，现在在这里，潮汕人一样能听到亲切的乡音，体会到亲切的乡情。侯筱芳随口唱起的潮州歌谣，是她从小就听着奶奶、妈妈唱的。对于远在广东的家乡，在赣州出生的侯筱芳，有的只是非常模糊的概念。

今年92岁的兰眼亲，对于家乡，跟侯筱芳有着不一样的感情。14岁那年，兰眼亲随父母从揭阳逃难到赣州龙南。逃难路上，兰眼亲失去了父亲和姑姑，17岁的时候，她出嫁来到了马坡岭，当时，这里已经是潮汕难民的最主要的一个聚居地。

来到马坡岭的时候，许茂传已经有8岁大。最初，他父亲三兄弟带着他一路逃难，到了井冈山边上的泰和县，半年后才折返来到赣州县城，才最终安顿了下来。

没有人清楚计算过，当时赣州城外聚集的潮汕难民到底有多少？如今马坡岭一带，车水马龙，难民们搭起的草棚，几经变迁，仅剩下这一片棚户改造区，还依稀可以可见难民们生活的艰难。那么，当初又是什么原因，让这些潮汕难民可以在这里安顿下来的呢？

今年94岁的章荣有逃难的时候，是一个人上路的。到了赣州，他发现，虽然还要四处讨饭，但死亡的威胁终于解除了。位于赣州市郊虎岗山的中华儿童新村是1942年6月建成的，这是蒋经国主政赣南期间兴办的，主要是收留难民儿童，蒋经国自任村长。章荣有因为超龄，进不了儿童新村，只能到难民所接受救济。1939至1945年，蒋经国主政赣南，推行所谓“新政”，颇有成绩，同时在难民救济上，也采取了一定的措施，难怪众多潮汕难民会最终选择在马坡岭落脚，但对于难民们来说，要在当地立足，单靠救济是不够的。[16]

马坡岭位于今天赣州市章贡区赣江街道。当年的潮汕难民进入江西，主要沿“梅县—平远—寻乌—安远—赣县—泰和”一线移动。平远今属梅州，寻乌、安远和赣县今属赣州市，泰和今属吉安市，泰和成为江西省接纳潮汕难民最多的县。“赣北沦陷后，赣州为斯时江西最大商业城市，泰和则系江西战时省会，故难民均以此两地为目的地，尤以到达泰和之人数最多，先后不下六七万人。有一部分再自泰和转往吉安、吉水、遂川、兴国各县。民国33年赣中战事逆转，吉安、泰和、遂川、赣州相继陷落，难民从事垦殖者，不得不仍留居原住地，非开垦之难民，则多数随政府播迁至宁都、兴国、于都等处。”[17]

大批潮汕难民移入泰和，和当时泰和成为临时省政府所在有相当关系，泰和相比江西另外的地方，在战时环境中条件较好：

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五日，九江失守，江西省所属机关、学校开始陆续往赣中、赣南搬迁，一九三九年三月，日寇由万家埠过安义、奉新、高安等线，沿公路抵达西山万寿宫，从乐化、张公渡进攻南昌。二十三日，省政府主席熊式辉由重庆赶回南昌，下令总撤退，省会迁往泰和。临时省会地盘以县城为中心，西自苏溪，东至沿溪渡，南至冠朝，西北到三都南冈口。迁来机关、学校，企业和事业单位达数百个，一时人口猛增。如省政府驻上田萧家村，省党部驻县城老考棚，省临时参议会驻马家洲高田村。[18]

还要看到，抗战时期的赣南，治理相比中国另外的地方要好，故能吸引大批潮汕人前来。在抗战期间，蒋经国曾出任江西省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，专员公署就设在赣州，下辖十一县。“战时的赣州，在蒋专员的领导下，一片朝气蓬勃，建设新赣南，列了三年计划，有五大目标；就是人人有饭吃，人人有工做，人人有屋住，人人有衣穿，人人有书读。三年以后，计划完成，街上看不到乞丐，已到了夜不闭户，路不拾遗的地步。”[19]另有研究者指出，“蒋经国统治时期，政府‘集权式乡村动员体制’在赣南初步形成。政府前所未有地控制乡村的民众资源的同时，也承担起乡村社区的一切事务。从修路造桥、兴修水利、发展教育，到社会救济、家族生活、婚丧嫁娶，乃至乡人召伶演戏等等琐碎事务，政府一一插足，加以干涉。”[20]

尽管如此，大批潮汕难民前来，仍带来很大困难。“在泰和南门外河滩上定居之潮州难民达千余户，与赣北难民一二千户比邻而居。民国32年痢疾、霍乱猖獗，该地区死亡人数极多，每日病亡者，几皆为潮州难民。赣北难民被传染及死亡者甚少。尽由于营养良否、影响抵抗力强弱故也。”[21]又，“江西劳力缺乏，荒芜田地极多，谋生沿属容易，但难民人地生疏，语言隔阂，仍不免遭遇种种困难，但又必须及时就地寻求糊口。有不少难民以采伐山野柴薪为生，不免侵及有主之物，又有少数受生活所迫，穷取本地田野农产充饥。自亦有少数败类发生不检行为，时常引发纠纷。幸泰和一带人民极为善良，少有发生武力冲突事件，但对难民侵犯权益，仍不免深恶痛绝。本地人对外来人本易有成见，况语言隔阂，不易互相了解，建立感情。一旦有少数难民行为不检，更使本地人以偏概全，对所有难民均怀敌视态度，增加难民处境困难。”[22]

潮汕移民进入客区，涉及到潮客关系问题，不同族群相外，会出现对立、冲突，或是融合、转化。

客家民系作为汉民族的重要分支，已得到公认，然而关于客家人的定义，至今仍没有一个公认的统一标准。本文采用谢重光的看法，“客家民系是一个文化的概念，而不是种族的概念。使客家人与其他民系或其他族群相区别的完全是文化的因素，而非种族的因素。……客家民系在南宋初步形成以后，元明两代又有重大发展，约略至明中叶，其分布格局才基酊稳定下来，其独特方言、独特风俗、独特社会心理及族群性格才充分发展成熟。”[23]潮汕移民的由潮转客，最重要标志在于潮语为客语取代。潮汕族群和客家族群有很大不同，两者的转化不一定容易。而历史上进入客区的潮汕人，很多选择回到潮汕。抗战结束后，一些潮汕人选择回归和他们不太适应客家地区的心理有很大关系。

闽西的上杭、武平、永定、长汀、连城被列入纯客县，即客家人占绝大多数，即便如此，仍存有两个方言岛，位于武平的“军家语”方言岛和位于永定的非纯正闽南语方言岛。调查没有发现潮汕语方言岛，可证历史上移入的潮汕人彻底客家化。

再看江西情况。根据罗香林先生1933年统计的客家人分布情况，江西省有纯客住县10个，包括寻乌和安远，非纯客住县17个，包括赣县、兴国、瑞金和泰和。这是学术界对包括江西在内的客家人分布的第一次较全面的介绍。吴福文在此基础上，结合个人的调查资料，认为江西省有纯客住县市18个，包括赣县、兴国、瑞金，非纯客县有20个，泰和列入。[24]吴福文在罗香林之后，按理比罗香林更为准确，统计的纯客县增加7个，可能是非客家人被客家人同化的结果。按照吴福文的调查，入迁赣县、兴国的福佬人（包括潮汕人）早被客家人同化。

泰和县的情况较为特殊，据称现在还有不少潮汕人后代，形成江西地区罕见的潮汕人方言岛：

今天定居在泰和的潮汕人总数已达到十几万之多，他们的后代至今还讲潮汕话，泡工夫茶，甚至吃海鲜，乡音不改。当年，杨林斯的祖父带着杨林斯的父亲两兄弟从揭阳桐坑出发，一路跋涉，来到泰和占村落脚。距离林场不远的地方，就是占村，占村的居民，像杨林斯一样，几乎全都是当年的潮汕难民后代。生活在江西泰和的这些潮汕人，大多还保持着与潮汕老家的联系。当年虽然是躲避战乱、饥荒才来到泰和，但这些潮汕人很快适应新环境。懂得抱团取暖，则让他们形成独特的聚落，并从始至终保持着自己的语言和生活小习惯。[25]

泰和县马市镇占村，国内少数几个外地“广东村”之一，全村人几乎都是祖籍广东，主要是潮汕人和客家人，保持着纯正的广东味，包括语言、文化、风俗习惯等。很难想象，在井冈山脚下的江西中部小县城泰和，居然生活着十几万广东移民及其后裔，约占其总人口的五分之一。[26]

为何泰和县出现潮语方言岛，赣州、闽西却不能，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。笔者列举如下几个理由，以供参考：

第一，赣州、闽西是客家人的大本营，也是客家人的密集区，这里基本是纯家县，客家人占人口绝大部分，客家文化影响大，外来的非客家人口易被同化。

第二，进入赣州、闽西逃荒的潮汕人可以说漫无目的，没明确目的地意识，走到哪里就是哪里。赣州、闽西又是地域广阔区域，移入潮汕人比较分散，没形成潮语村落。并且移入的潮汕人并非以宗族形式进行移民，他们是国难时期的，没法在当地取得强势地位，易被客家人同化。

第三，逃荒的潮汕人不少是小孩、妇女，小孩本身没有族群意识，小孩往往被客家人收养，而妇女一般文化低，她们不少嫁给当地客家人。小孩、妇女极易被客家人同化，甚至很快丧失潮语交流能力。

第四，逃荒至赣州、闽西的潮汕人和地方客家相处较为融洽。固然他们刚到客区，遇到一些敌对心理和行为是可能的，但潮汕人慢慢被地方客家人接受、认可。潮客对立情绪低，有利于潮客族群融合。在此对比闽西客区的两个非客家方言岛，分别位于武平和永定，前者说“军家话”，后者操不纯正的闽南话，两个非客家方言岛之所以长期存在，和历史上非客家人、客家人在该地区的严重对立有关。

在弄清赣州、闽西没法形成潮语方言岛的原因后，再来看为何泰和县会形成潮语方言岛：

首先，泰和地属吉安市，在赣州北部，如果说赣州几乎是纯客住县区域，吉安地区就是各种方言区错杂之地。吉安地区客家人的力量远较赣州弱，无论是人口数量、客家文化或客家意识，泰和可列入非纯客住县，正是因为处于多种方言错杂地区，潮汕方言岛反而得以保留下来，而不易被客家方言区“吃掉”。

其次，泰和的入迁潮汕人很多，据说曾经超过十万人。据笔者所知，抗战时期，因大批移民进入而形成方言岛的还有兴宁和梅县，后两个地方也是大批潮汕人临时迁入的地方。但因为兴宁、梅县是客家人最强势区域，兴宁、梅县的潮语方言岛还是最终被客家方言区同化。

再次，战时江西泰和组织粤东难民互助，成立江西省粤东难民互助社，该社为难民做了大量工作，如协助开垦荒地、介绍职业、协助官方的江西省粤东难民救济委员会办理救济工作，协助难民丧葬事项，调解难民与本地人纠纷，调解难民内部纠纷，等等。[27]难民互助组织也有利潮汕难民的力结。

然而，泰和的潮汕人，在当地认为是“广东祖江西人”，对他们本身来说，在族群身份上有一些困惑。跟着时间流逝，估计泰和的潮汕人方言岛会迟早消失。

潮汕人进入赣南、闽西曾是历史上引人注目的现象，特别是抗战后期的移民逃荒，然而，长期以来，一般潮汕民众不太说到这件事。笔者本人是土生土长潮汕人，出生于饶平县黄冈镇，小时也极少听地方老人谈起，可是，饶平县在1943—1944年旱灾时期，据称饿死人数达到约八万人，整个潮汕饿死人数超过五十万！笔者对赣南、闽西的移民潮的注意，既和本人出身历史专业有关，也和自己最喜欢旅游，经常到客家地区游览有关。早在几年前，笔者协助编辑《潮汕史稿》一书的民国部分编写，第一次注意到抗战时期潮汕的难民潮。这几年来，通过汕头电视台的努力，慢慢的变多的潮汕人明白历史上有“走日本”这回事。赣南、闽西的潮汕难民潮长期受忽视，其解释原因有：

第一，战争时期，人命微浅。抗战时的潮汕饥荒，只是当时中国社会惨象的一个例子，就如太平天国时期华北出现旱灾，1918年一战结束欧洲流行瘟疫，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年潮汕出现大水灾受到忽视一样，战争或内乱大大削减人类对于战争时期疾病、瘟疫、水灾和旱灾的注意力。“时抗日战争已历数年，大家对灾难死亡的消息，已属空见，并未引起国人太大的注意；况斯时潮州大部分土地已沦入敌军铁蹄之下，亦可以说是无能为力。”[28]抗战结束不久，中国发生内战。1949年后，接连有“三反”、“五反”、“”、“人民公社化”、“四清”和“文革”等运动。连续多年的社会动荡严重削弱对抗战时期的潮汕难民的注意力。毕竟在战争、内乱时期，中国人的生命犹如蚂蚁一样不值钱。

第二，抗战时期逃难至赣南、闽西客区的潮汕人，多是普通平民，这些人一般没有深厚社会背景。以往潮汕人对于香港、台湾和海外潮汕人比较关注，但关注对象不外乎是发财的富商大贾，他们引领国内外经济发展，即所谓“成功人士”。即使是学术界针对香港、台湾和海外的研究，针对普通潮汕人的研究也是不多的。从研究角度看，抗日战争的潮汕移民研究属于社会史、人口史的领域，较多依赖口述史料和人类学、社会学调查，传统潮汕文化的研究者以文史爱好者为主体，他们主要是根据文献资料做研究，所受学术训练有所欠缺。一种原因是针对平民研究视角缺失，一种原因是研究者“心有余而力不足”，导致以往学术界对赣南、闽西的潮汕移民关注不够。

——本文载于《广东史志》，作者陈雪峰，中大史学硕士，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，广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，如需引用本文，请以纸质媒体为主。

[2]李文生、张鸿祥著：《客家首府：汀州揽胜》，厦门：厦门大学出版社，1993年，第7—8页

[3]李文生、张鸿祥著：《客家首府：汀州揽胜》，厦门：厦门大学出版社，1993年，第8页

[4]施奕群主编：《潮州商业志》，潮州市商业局编印，1988年，第375—378页

[5]梁小民著：《走马看商帮》，上海：上海书店出版社，2011年，第144页

[6]潮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：《潮阳县志》，广州：广东人民出版社，1997年，第180页

[7]温锡浩：《序言》，政协福建省龙岩市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等编：《闽粤一江亲：闽西抗日战争中的潮汕难民》，厦门：鹭江出版社，2015年，第1页

[8]江初炘：《福建连城庙前潮汕难民小志》，政协福建省龙岩市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等编：《闽粤一江亲：闽西抗日战争中的潮汕难民》，厦门：鹭江出版社，2015年，第289页

[9]江初炘：《福建连城庙前潮汕难民小志》，政协福建省龙岩市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等编：《闽粤一江亲：闽西抗日战争中的潮汕难民》，厦门：鹭江出版社，2015年，第290页

[10]《山水迢迢逃难路》，汕头电视台“梦归潮汕”栏目第三十六期节目，2018年11月11日

[11]陈荣华等著：《江西经济史》，南昌：江西人民出版社，2004年，第329页

[12]谢重光著：《福建客家》，桂林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05年，第135页

[13]葛剑雄著：《中国移民史》，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，第181页

[14]葛剑雄著：《中国移民史》，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，第186页

[15]沈耀奎：《潮州饥民就食江西之回忆》，政协福建省龙岩市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等编：《闽粤一江亲：闽西抗日战争中的潮汕难民》，厦门：鹭江出版社，2015年，第62页

[16]《马坡岭潮人纪事》，汕头电视台“梦归潮汕”栏目第十二期节目，2018年5月20日

[17]沈耀奎：《潮州饥民就食江西之回忆》，政协福建省龙岩市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等编：《闽粤一江亲：闽西抗日战争中的潮汕难民》，厦门：鹭江出版社，2015年，第62页

[18]聂志刚：《抗战时期江西省临时省会泰和回顾》，《江西文献》第222期，2011年2月，第14页

[19]黄嘉焕：《抗战时的赣州》，《江西文献》第113期，1983年7月，第32页

[20]黎志辉：《蒋经国“赣南新政”时期的社会动员》，《抗日战争研究》，2004年第4期，第51页

[21]沈耀奎：《潮州饥民就食江西之回忆》，政协福建省龙岩市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等编：《闽粤一江亲：闽西抗日战争中的潮汕难民》，厦门：鹭江出版社，2015年，第63页

[22]沈耀奎：《潮州饥民就食江西之回忆》，政协福建省龙岩市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等编：《闽粤一江亲：闽西抗日战争中的潮汕难民》，厦门：鹭江出版社，2015年，第63页

[23]谢重光著：《福建客家》，桂林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05年，第9页

[24]周建新等著：《江西客家》，桂林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07年，第56页

[25]《井冈山边潮州村》，汕头电视台“梦归潮汕”栏目第九期节目，2018年4月29日

[27]沈耀奎：《潮州饥民就食江西之回忆》，政协福建省龙岩市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等编：《闽粤一江亲：闽西抗日战争中的潮汕难民》，厦门：鹭江出版社，2015年，第67—73页

[28]沈耀奎：《潮州饥民就食江西之回忆》，政协福建省龙岩市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等编：《闽粤一江亲：闽西抗日战争中的潮汕难民》，厦门：鹭江出版社，2015年，第59页